2020-02-02 00:49:40新京報 記者:李桂 編輯:滑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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拉橫幅、大字報、喇叭防疫|新冠肺炎小一線的防控智慧

2020-02-02 00:49:40新京報 記者:李桂

“村民注意了!新型病毒傳染快,自己的生命自己愛。不辦酒,不吃酒,身體健康才會有;不趕場,不集會,以后有的是機會……”


這是四川西南部某鎮的防疫宣傳視頻。畫面中,一輛七座面包車停在窄窄的鄉間小路上,擋風玻璃前掛著紅色橫幅,寫著“疫情防控宣傳車”。車頂是一個圓形白色擴音器,循環播放著宣傳音頻。鏡頭一轉,可以清晰地看到道路兩旁的菜地、山間茫茫的白霧。


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,1月26日,農歷正月初二,在鎮政府負責民政工作的張強(化名)開工返崗。四川西南多山,村與村之間相隔較遠,住戶分散,講著當地方言的大喇叭成了最常見的宣傳工具。


“每個村都有自己的移動喇叭。”張強說,不同的是,有的村把喇叭放到車頂,有的村用摩托載著喇叭,有的村里村干部自己拿著喇叭滿村轉。


1月26日,武漢市長周先旺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聞發布會上表示,有超500萬人離開武漢。疫情也隨著人流從武漢擴散到更遠的地方,把許多街道、鄉村變成了防疫“小一線”。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,各地的基層干部為了防控疫情各出奇招。


臘月二十九,一場街道辦的動員會


張強最早知道新冠肺炎,源于武漢警方的一次通報。


那是2020年元旦,武漢警方稱,有8人在網上傳發與肺炎有關的不實信息;隨后,公安機關對8人進行了教育批評。“但當時看到的是有人轉發的辟謠信息,所以沒放在心上。大家都覺得無所謂,是個謠言。”


20天后,張強和家人到藥店買藥時發現了異常:結賬時,有個人差點把店里的口罩買光,藥店老板也說最近口罩脫銷。張強趕緊買下了店里僅剩的5個棉紗口罩,腦子里緊了一下。


按照以往的習慣,那幾天親友會一起聚餐。但前一晚,消息靈通的家中長輩刻意打了電話,說因為新冠肺炎的影響,今年的聚餐就免了。兩件事情一疊加,張強感覺情況可能比較嚴重,上網一查,“消息就鋪天蓋地的來了”。


幾乎與張強同時,在湖南長沙某街道任職的王麗對肺炎警覺起來。1月20日,她從電視里看到了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鐘南山的采訪,知道了新冠肺炎“人傳人”。她迅速讓父母出門買口罩,父母生活在長沙的一個鎮子上,鎮里的幾家藥店口罩已經缺貨。


1月22日,武漢漢口火車站,佩戴口罩的旅客。圖片/新京報 拍者



1月23日下午,王麗所在的街道召開了年前工作總結會。按照往年慣例,總結會就是強調一下作風建設和紀律問題。但這次的會議氣氛有些緊張,每個人都被安排了固定的座位,分管領導還一再強調沒有特殊情況不能請假。


會場內,200多人聚在一起,包括王麗在內的一半人戴了口罩。“但當時沒有確切消息,大家都不清楚肺炎到底什么情況。”王麗事后回憶當時的情形,感覺那是一件頗有風險的事。


那次會議上,領導強調要注意防控,還要告訴身邊的人疫情的嚴重性。至于具體怎么防控,領導沒什么好策略;疫情究竟嚴重到什么程度,在場的人誰都不太明確。“所以下面執行的人也不知道要不要大力宣傳疫情的相關情況,萬一造成恐慌,大家都是有責任的。”王麗說,干部們最終決定依靠口頭、微信等方式在有限的人群內傳達疫情。


王麗是一名“80后”,經歷過2003年的“非典”。她記得“非典”初期也是謠言滿天飛,大家都很恐慌。這一次,新冠肺炎前期的發展與“非典”時期很像,“我自己感覺肯定是嚴重的。”


“能不出去的就不出去,能不進來的就不進來”


和王麗一樣,張強是在臘月二十九的年前總結會上接到任務的:和村干部一起入戶摸排外地回鄉人員。“因為村干部是最了解情況的。年前誰從哪兒回來了,他們基本都知道。”


張強工作的地方在四川。他所在的鎮將回鄉人員分成三個層次:從武漢返鄉的、從湖北其他地市返鄉的、從其他省市返鄉的,從武漢返鄉的是重中之重。但隨著疫情發展,摸排工作不斷接到新要求,“像1月30日,又給我們提了一個重點,因為重慶和湖北接壤,重慶現在的確診病例比較多,所以又要求把從重慶回來的人當作重點排查對象。”張強說。


對于不同層次的人員,監管要求各有不同。比如從武漢回來的人,每天要接受兩次體溫檢測,從其他地方回來的人只需檢測一次。張強說,這些工作都由村醫負責,一個七八百人的村子,外地回鄉人員不超過50人,村醫的工作量尚在可以承受的范圍內。


河南某村村口設置的檢查站,核查進村車輛及人員。  受訪者供圖


王麗的摸排工作,從村子一路延伸到街道所在的行政區邊界和高速路口。為了排查往來車輛,他們在高速收費站、進入行政區的街道間設置了兩個檢查閘口,街道工作人員、執勤民警、測量體溫的醫護人員全部在場,入區車輛一律接受檢查。


“2019年豬瘟的時候,我就守過這邊的兩個路口,查豬,現在又在這里查人。我對那個地方也很熟了。”王麗說。


對入區車輛的檢查分門別類:長沙牌照的,只需測量乘車人員體溫,無異常就能放行;湖北省外的外地車牌,要詢問車從哪兒來、是否去過武漢,并登記車主手機號碼。


湖北省內的車牌登記信息更加詳細,車輛何時離開湖北、從湖北何地離開、要去何地、是否會在當地居住等等,都要問到。登記完信息后,工作人員還會把信息轉發至車輛的目的地鄉鎮或街道。“微信工作群里每天都有在高速路口統計的數據,工作人員還要寫一兩百字的小簡報。”王麗說。


另一項工作重點是減少人員流動。


吳剛是湖北省黃岡市某村的村委會副主任。在當地,一個村子的日常管理工作會被劃分至幾個垸內,吳剛負責管理其中的一個垸。


吳剛家在垸口,1月25日左右,兩輛汽車橫亙在路中間,擋住了唯一一條進垸的道路。也是從那天開始,垸口設置了檢查人員,勸返往來拜年的人員。


同樣在村口設置路障的,還有河南省商丘市某村。據該村負責民政工作的林芝介紹,從1月25日(大年初一)開始,村口設置了可移動路障,上面還拉起了橫幅:湖北返鄉人員請自覺在家隔離。路障旁,村委會的執勤人員支上桌子,擺好體溫計、新冠肺炎宣傳單和信息登記表。“如果不是很特殊的事兒,村里面的人能不出去就不出去,外面的人能不進來就不進來。”林芝說。


其實沒有文件要求通過封村、堵路的方式隔離人群,但任務下來了,基層干部就得想辦法。“他們用一些比較土、比較原始的方法去執行,但效果非常好。”河南某縣級政府工作人員感嘆。


在紅白喜事面前如臨大敵


大年初二,張強返崗的第一天就遇到了難題:當天,一戶村民家里有喜事,要辦婚宴。但一天前,四川省市場監管局才聯合省衛健委、省商務廳發出通知,要求禁止任何餐飲單位和個人舉辦任何形式的群體性聚餐。但農村辦酒少則十幾桌,張強說,按照每桌10人計算,至少要來上百人。


要叫停這場婚宴嗎?張強有些為難。“因為我們的工作是從初二開始的,他們就是這天辦婚禮,之前也沒跟人家說過這個事情。你現在過去攪黃了,人家肯定有抵觸情緒。”但張強想了想,還是和村干部一起硬著頭皮找到了這家人,雙方協商后決定,婚宴照常舉行,原本定在晚餐后的表演取消。


婚宴開始前,張強和村干部收集了所有外地賓客信息,還給賓客們發放了防疫宣傳單。在四川西南,統攬婚禮全局、負責招呼賓客的人叫“支客”,會隨身攜帶話筒。張強把“支客”拉到一邊:“不要光喊客人們吃吃喝喝,你再把衛生防疫知識在這個喇叭上說一下。”


婚宴開始后,意想不到的局面發生了——許多受邀賓客沒來,桌邊的很多位置都是空的;即便是那些到了現場的客人,也沒怎么動筷子,“可以說是把肉端到桌子上都沒人吃。”張強暗暗松了一口氣,看樣子大家都很重視這場疫情。


那場婚宴過后,鎮里除喪事外的宴席全停了,喪事也只能辦兩桌。為了從源頭控制聚餐,鎮干部找到了所有能做大型宴席的廚師——總共不過10人。干部們說,防疫期間不能接酒席,“所以這幾天老百姓有人想辦酒,也找不到廚子了。”


最近幾天,張強發現在生命安全面前,普通居民的防范意識很強。他時常看到坐在田邊曬太陽的村民,都是一個人戴著口罩孤零零地待著,相互間隔著老遠,“這兒坐著一個,那兒坐著一個,多得是。”


湖南一邊,王麗也在努力防止人群聚集。


這幾天,長沙氣溫回暖,公園里的梅花開了。按照往年的習慣,每到此時便有許多人到公園賞梅。1月28日,王麗在公園入口處掛了7條橫幅,勸大家不要扎堆,容易感染。公園里還有兩名執勤人員,一旦發現五六個以上的人群聚集,就會規勸他們分開。


長沙的KTV、網吧、餐館、麻將館等人員聚集場所也都關了。“小區里面的婆婆嬢嬢最喜歡打麻將了,不關停麻將館真是好大的風險。”王麗說,工作人員每天還會去麻將館一類的地方檢查,謹防他們偷偷開門,“就像打游擊一樣。”


為了做橫幅,市里的紅布被買光了


除了基礎性的防疫工作,許多基層干部還要承擔宣傳職能。


林陽在河南省某縣的紀委監委工作。1月25日,林陽所在市的基層鄉鎮要懸掛防疫橫幅,但縣城里做橫幅的門店都關了。一些基層工作人員聯絡了各種地方,最終在鄭州找到了還能做橫幅的店鋪,便連夜派人過去定制。


“因為各個街道、鄉鎮都要做橫幅,我們市里的紅布一下就被買完了。”林陽說,一些鄉鎮實在沒辦法,就連夜趕制了大字報,手寫了宣傳標語。


王麗也要參加防疫宣傳。1月25日,街道干部自制的宣傳橫幅上,是網上流行的通俗易懂、接地氣風格。比如河南信陽的七里棚社區,就曾掛出過“口罩還是呼吸機,您老看著二選一”、“帶病回鄉,不孝兒郎;傳染爹娘,喪盡天良”等宣傳橫幅。王麗說,他們做的橫幅與河南的很像,“很通俗,但可能有點極端。”王麗表示,在某種程度上,這種“通俗”的橫幅,傳播的效果會更好。


春節里,仍在營業的橫幅店是絕對的稀缺資源,王麗能把事情辦成相當不易。讓她沒想到的是,大年初一做好的橫幅,大年初二就差點“下崗”。因為區里統一下發了十多條宣傳標語,王麗沒辦法,只好請人再做一批。


河南信陽七里棚社區的宣傳橫幅。  人民日報微信公眾號網頁截圖


到了大年初三,區里的橫幅掛出了街,市里又下發了15條“文縐縐的、書生氣的”宣傳標語,要求按照這個標準做。彼時,前兩天的橫幅已經掛滿了街道、社區和公園,王麗沒換,“如果再做的話再用市里的內容吧,不然太浪費錢了。”


宣傳口徑的另一項工作是填表,每天每個單位派出了幾輛宣傳車、出去了多長時間等,都要填表上報。


王麗要求手下的宣傳專干把這些內容統計好,按照區委宣傳部的要求做成表格,再由自己上報。但同樣的宣傳車數據,衛健部門、城市管理部門也要統計,所以衛健專干、城管專干又要按照各自條線的要求重新填表。“就宣傳車這一件事,我知道的至少要報三條線。”王麗說。


好在從1月27日起,街道對表格進行了整合,各部門只需填報自己主要負責的工作。“比如我負責宣傳車和橫幅的統計,今天有幾輛車、什么時候出去的、什么時候回來的;城管負責統計聚餐情況,今天哪個村有紅白喜事、勸停還是暫緩、暫緩的時間確定沒有、負責的領導是誰,都分開了。”在王麗看來,表格整合后統計的內容更詳細、數據準確性也更高,但對一線工作人員而言,工作量也大大減少了。


極為有限的防護措施


在長沙,街道人員返崗后,每天可以領到一個一次性口罩,有一天領到的還是防PM2.5的口罩。口罩防護效果有限,面對大量湖北返鄉人員,摸排時是否挨家挨門入戶成了一個問題。


“大家都是一個村的,又是在過年期間,你不可能隔著老遠跟他喊話。你進門后還要先跟他拜年,聊一會兒天,才能把登記的事情講一下。”王麗說,如果不站得近一點、表現得親切一點,對方很難配合工作。“你站得十萬八千里遠,他才不會給你登記。”


可一旦切入正題,情況往往陷入尷尬。當王麗告訴村民要佩戴口罩時,對方通常會問“你要發口罩給我們嗎?”王麗瞬間啞口無言,“他們總覺得政府是萬能的,覺得政府喊一聲就會有無數的口罩,有些事你沒辦法跟他們講清楚。”


張強也缺口罩。他1月30日戴的是一個白色棉布口罩,2019年鬧豬瘟時剩下的,已經戴了兩三天。因為沒口罩,有時到村里檢查,張強也只能坐在車里遠遠地看一眼,和村民隔著一段距離打個招呼。


“村醫有一堆口罩,防護服其實也有,但那是村醫的儲備物資。”張強說,鎮里、村里再缺物資,這些東西也不能拿給其他人員用,只能留給村醫。


為了找到可用的防疫物資,張強鎮上的干部們發動了各種社會關系。前幾天,鎮里好不容易買到一批口罩,原本準備下發給各基層工作人員,可快遞走到一半就被截住了,“說是這批物資被調往武漢了。”


河南某村的工作人員在村口登記武漢返鄉人員。 受訪者供圖


因為防護措施有限,王麗一度擔心自己成為移動的“傳染源”。“我有一個女兒只有3歲,我特別怕傳染給她。我跟我老公說,不論怎么樣,你一定要保護好她。”提起女兒,王麗的聲音有點哽咽。


如今,每天下班回家,王麗要先在家門口摘下口罩,扔進專門的垃圾桶。進門后脫下外套,再用酒精把裸露在外的皮膚、手機、挎包全部擦拭一遍。換完衣服、洗完手,她才會抱起自己的女兒,“我能做的,好像也就這么多了。”


1月29日中午,距離疫情中心最近的吳剛,終于收到了一批他和村民一起籌錢購買的一次性口罩,大概幾百個。他把口罩裝到一個白色的塑料口袋里出了門。接下來的兩小時,他要按照每人一個的數量派發口罩。連續數日的陰雨天氣,在這一天放晴。


(文中張強、王麗、吳剛、林芝、林陽為化名)



新京報記者 李桂  實習生 曹一凡

編輯 滑璇 校對 薛京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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