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0-06-22 11:45:33新京報 編輯:徐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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偵探小說的“黃金時代”過去了嗎?

2020-06-22 11:45:33新京報

美國偵探小說大師埃勒里·奎因筆下的名偵探,站在被稱之為“第二次冰河期”的歐洲,看到了偵探小說黃金時代的大幕漸漸落下:從對詭計和邏輯的迷戀與追逐,到對犯罪背后的復雜社會原因的深刻反思——夢醒了,路已轉向。

撰文 | 呼延云 



“春神的聲音無跡可尋,取而代之的是令人窒息的寒冬和戰后在街上叫賣報紙的報童。維也納森林的傳說湮滅無痕,古董八音盒里的傳奇永遠失傳……是屠殺猶太人的瓦斯房結束了這一切,在這美麗的藍色多瑙河上?!?/p>


美國偵探小說大師埃勒里·奎因在《九尾怪貓》中,他將對邏輯推理能夠獲取真相的質疑發揮到了極點,那個年輕氣盛、滿臉笑意,有著運動員身材的名偵探,終于變成了郁郁寡歡、目光憂愴、對世界充滿了不確定感的中年男。他站在被稱之為“第二次冰河期”的歐洲,看到了偵探小說黃金時代的大幕漸漸落下:從對詭計和邏輯的迷戀與追逐,到對犯罪背后的復雜社會原因的深刻反思——夢醒了,路已轉向。


《新京報·書評周刊》B01版~B08版專題《暗與光的博弈——推理小說特輯》。


二戰之前的偵探文學


在偵探小說誕生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,社會現實更多的是作為一種“背景”而存在。


文學是時代的產物,任何一種文學類型的產生和盛衰都與其所處的時代息息相關,偵探小說也不例外。如果沒有兩次工業革命對科學技術的推動,沒有資本主義現代司法制度的完善,沒有十九世紀以孔德為代表的實證主義的確立,那么很難想象偵探小說會橫空出世。


同時應該看到,就其本質而言,偵探小說是一種以解謎為核心的類型文學。從愛倫·坡、威爾基·柯林斯到安娜·凱瑟琳·格林,雖然在作品中多少反映了一些歷史和現實,但這些質素完全是作為謎案發生的背景而存在的。這一點直到以福爾摩斯為主角的系列小說出現時,依然沒有質的改變。在柯南·道爾的筆下,畸形繁榮的城市、陰冷閉塞的鄉村,在每個短篇中得以碎片化的呈現,完全可以拼接成一張第二次工業革命后的英國浮世繪,但作者無意對犯罪的深層動因進行探索,而是將筆觸更多地著力于小說的謎團、懸念和解答上。


隨著長篇偵探小說黃金時代的到來,偵探小說在風格流派、敘事模式和詭計設置方面,猶如火山噴發一般創意迭出,但從整體上看,其成就主要集中在設計復雜謎團或用嚴密邏輯破解謎題上,借此將偵探小說的娛樂性和趣味性不斷升級。著名作家和評論家朱利安·西蒙斯說:“那個時代典型的偵探小說都遠離暴力的現實,受害者、謀殺、調查都是象征性的、形式上的,小說主張社會穩定以及惡有惡報的必然結果?!睋Q成英國偵探小說作家多蘿西·L·賽耶斯的話就是:“偵探小說是遁世文學?!?/p>


直到無世可遁為止。


二戰摧毀的不僅僅是繁華的城市、萬千的生命和舊有的秩序,與那些一起化為廢墟的,還有古典偵探小說賴以生存的舞臺。種族滅絕和大屠殺這樣看似毫無邏輯的可怖事件是怎樣發生的?在奧斯維辛以后還有什么犯罪是“不可能”的?“社會階級構成和宗教結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,小說中的假設看起來十分荒謬,世界巋然不動這一假象無法再維持下去”。在人們談論黃金時代的結束時,似乎總是把根源歸結于想象力的匱乏,其實不然,喪鐘早已敲響,人們曾經以為掩住耳朵就不會擾醒美夢,于是它敲了兩次。


《漫長的告別》,(美)雷蒙德·錢德勒著,姚向輝譯,讀客文化|海南出版社,2018年9月


傷痕累累的名偵探



在本該大顯身手的新時代,偵探小說家和他們的偵探們不約而同地陷入了集體焦慮。過去偵探們的對手只是一兩個狡猾的兇手,而現在,他們將要鏖戰的是整個黑暗世界,與不可名狀的敵人進行西西弗式的纏斗,有勝有負甚至以慘敗告終。


菲利普·馬洛從一出場就因為違抗上司命令被開除,在辦案過程中經常被人揍個半死;馬修·斯卡德在戒酒與酗酒間反復糾葛,痛苦不堪;巴德·懷特十六歲時目睹母親被父親用千斤頂砸死;哈里·博斯參加過越戰,“地道老鼠”的可怖經歷成為困擾他一生的精神創傷……這些偵探失去了福爾摩斯和波洛時代的優雅,在現實中處處碰壁,狼狽不堪。他們很少有前輩們神乎其神的推理,破案靠的是不辭辛苦的走訪、深入虎穴的調查和突然揮出的鐵拳。然而也正是這樣的創作風格,使偵探小說重新煥發出了勃勃生機。


如果說黃金時代的偵探小說是繪畫,那么這一時期的偵探文學更像是解剖,殘忍、冷酷、血腥——但它們更接近真實。每一次辦案的過程都是對案件背后的病態社會的一次揭露。邁克爾·康奈利的《血型拼圖》寫退役警官麥凱萊布接受心臟移植術后,發現捐獻者竟然是被謀殺的,于是他一邊接受治療,一邊走訪調查:警局內部的互相傾軋、銀行保險業的欺詐虧空、司法系統的潛規則、還有讓兇手有機可乘的醫療資源稀缺與監管漏洞,一一得以展現。它們不再是故事的背景,而像隧道之于火車,是罪行得以暢行無阻的關鍵因素,偵探在尋找真兇和真相的過程中,必須不斷突破這些因素織成的羅網,還要支撐自己那虛弱不堪的病體——這其中的深刻隱喻,相信每一個人都會領悟至深。


“偵探小說作家需要更多地關注生命而不是死亡——多考慮人類的思考、感覺和行為,少去考慮如何弄死他們?!泵绹骷曳评铡し丁ざ鄠悺に固囟鞯倪@番話,恰是危如累卵的時代賦予創作者的深刻反思。


《理由》,(日)宮部美雪著,陳寶蓮譯,新經典|南海出版公司, 2016年1月


日本社會派:應時而出的“為人生”


戰后的日本,偵探小說得以復興,包括橫溝正史、高木彬光、鲇川哲也等人在內的一批優秀作家相繼登上歷史舞臺。在他們的筆下,雖然也有童謠殺人、密室、暴風雪山莊等傳統的本格“符號”,但值得注意的是,他們在對犯罪動機的闡釋上遠比黃金時代的歐美作品詳盡,部分篇章已經隱隱顯現出社會派的雛形,這與對侵略戰爭的反省和民主、自由、人權等價值觀的輸入密切相關。與此同時,日本經濟的畸形發展,也將政商勾結、貧富分化等一系列嚴峻的社會問題暴露出來。普遍平等的價值觀和強烈不平等的現實世界,最容易激發出革命性的文藝思想,也正因此,松本清張和社會派應時而生。


從戰后到上世紀六十年代是日本社會矛盾最為尖銳的時期之一,社會派作家們擁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題材:《砂器》描寫底層試圖通過攀附權貴進入上流社會而終告失敗,表現了日本階層的固化;《海的牙齒》影射發生在熊本縣的“水俁病事件”,描寫政治腐敗和工業污染導致的生態災難;《人性的證明》講述侵略戰爭帶給日本普通民眾的悲劇命運,而這樣的命運還要在青年一代無限延續……如果說巴爾扎克的《人間喜劇》是法國十九世紀的“社會百科全書”,那么松本清張、水上勉、森村誠一等社會派作家的作品,堪稱全景式的日本斷代史。


歐美偵探小說對社會現實的表現,往往是在劇情的推進中一帶而過,很像是電影或電視劇,人物與背景處于同一個平面,而日系社會派推理的表現手法要復雜得多,更像是舞臺劇,背景的陳設與變化有相對的獨立性。以后期創作風格轉向社會派的高木彬光的《破戒審判》和《白晝的死角》為例,前者講述等級和種姓制度之惡,后者對金融詐騙的手段極盡揭示,而二者也都用大段的篇幅專門講述日本司法制度和金融制度的漏洞,并加以批判,雖然未免冗長,但鞭辟入里、發人深省。


社會派的全盛伴隨著日本七十年代末的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而告終。偵探小說的娛樂性被重新喚起,對這一類型文學本質的探索,對社會派過分強調寫實主義的批判,都預示著新的文學浪潮必將來臨,當然,就在這一名為“新本格”的浪潮中,一位屢敗屢戰的名叫東野圭吾的年輕作家,也在尋找著“后浪”的另一種可能……文學即人學,文學反映的終究是人在時代中的命運與悲歡,社會現實于偵探小說猶如海岸之于海水,所有看似揮手自茲的退潮,終將迎來波瀾壯闊的皈依,更加印證了潮汐的規律,就像雷蒙德·錢德勒在《漫長的告別》里說的“一些人在不斷地逃遁,另外一些人在拼命地追趕”——這也正是偵探小說的當下和明天。


作者 宮子

編輯 張進 張婷 徐偉

校對 翟永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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